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，台灣的攝影界，曾短暫的出現了一群帶有女性意識或性別議題的女性攝影家，個別或集體的進行了質量不算特別豐富的影像創作。她們未必都有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或政治觀點，但當時的這些努力與成績，頗令人期待。可惜的是，以我有限的觀察，這個創作隊伍或路線，似乎未能集體地持續下去。當時在性別政治的議題上，比較持續提出創作、且觀點明確的，以侯淑姿為最主要的代表。
十多年過去了。台灣女性今日的社會位置或處境，雖有局部的提升或改善，但整體地看，仍欠缺應有的進步幅度。然而，我卻看不太到有足夠的女性影像創作者，對這個重要的議題，以靜態攝影發聲，進行性別政治的書寫。這是令人遺憾且不解的。於是，在這個匱乏的狀態下，看到萬一一女性主義觀點的攝影作品，讓人感到鼓舞。
萬一一利用針孔相機做為創作工具，將自己的身體、女性情慾、以及女性的社會處境，既清楚又曖昧地呈現出來；這種曖昧模糊，不僅顯現在她處理影像的手法與美學上，也再現了她對相關性別政治議題、似乎既清晰又模稜的態度。這是饒富趣味的。從她自述的創作理念、以及許多作品的標題來看，攝影家的女性主義政治立場十分明確；但從其他一些作品及其標題裡，似乎又並非如此。也許這恰好是身體與慾望的複雜本質：我們無法因為對性/別議題有了政治正確的思維，就能完全免於身體和慾望讓人無法規訓的另一些陷溺。
這些作品，大體上仍在敘述女性於男性霸權文化裡的狀態。許多影像傳遞的訊息，與女性的情慾、社會情境，都早已經存在；萬一一的作品，大約是在重複地論述已經出現過的相似的訊息。問題因此是：為何這些訊息需要重複訴說？是由於女性的所謂「普遍性」（universal）情境，至今沒有一點改變，還是這些問題於台灣社會依然嚴重？或者，做為一位女性攝影家，必需透過不同的藝術手法，重新訴說一次類似的話語，以做為自我救贖/解放壓抑的必要過程？或是其他原因？
那麼，在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女性共同處境後，由於「普遍性」而可能顯得籠統的話語，可以因為萬一一回到自己的特定社會展開新的創作，而解決了上述的問題。太過「普遍性」的主題，常可能會犧牲了特定政治意義的有效性，因為它缺乏話語的脈絡。萬一一正在進行中的新作，我有幸先閱讀了一些，而當中的社會脈絡就清楚很多。萬一一女性主義立場的攝影創作，也就格外值得期待。
